常言道，国有国法，行有行规。在盗墓这行当中，也存在着许多独特的规矩和禁忌。
其中有一条特别的规定，即在古代，墓中有两样东西是绝对不能拿的，而遇到两种特定情况，也绝不允许盗墓。首先，不能拿的物品之一便是墓主人的随葬玉器，另一件则是墓中的陪葬铜钱。
玉在古代被视作一种极具灵性的物品，尤其是墓主人随身佩戴的玉饰，早已沾染了死者的气息。古人认为，若盗墓贼盗走这类玉器，无论是佩戴还是转手贩卖，都会带来极大的厄运，是不祥的象征。而且，佩玉在古代有着严格的身份限制，普通百姓若无功名，根本不能佩玉。因此，即使盗墓贼成功盗走这类玉器，也难以销赃。正因如此，今天我们才能在曾经遭到盗墓贼侵犯的楚王刘戊墓中，欣赏到那套令人叹为观止的金缕玉衣。
盗墓贼避免拿玉器的原因或许能理解，但为何铜钱也成了禁忌呢？
要回答这个问题，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古墓中铜钱的作用。在古代，铜钱作为流通的主要货币，在社会的各个层面都扮演着重要角色。从天子到百姓，铜钱都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。秦朝之前，铜钱的形状有布币、刀币、蚁鼻钱等多种，而秦始皇统一六国后，实施了半两钱这一标准样式，这一制式一直沿用至民国初期。
展开剩余76%古人信奉灵魂不灭的观念，认为死者的灵魂会前往另一个世界，继续享受生前的生活。为了让死者能在阴间过上和生前一样的生活，贵族们常常将所有生前必需的物品一并随葬，甚至包括姬妾、奴仆、宠物等。这种“事死如事生”的思想，使得铜钱作为财富的象征，成为贵族墓葬中的标配，并且数量越多，象征的意义也越大。
例如，在1994年，徐州市文物局在狮子山发掘了西汉第三代楚王刘戊的墓。这座墓虽已被盗，但依旧出土了金缕玉衣、玉龙、青铜剑、印章等2000多件文物，最惊人的是专家在墓道和耳室中发现了17.6万枚铜钱！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2011年，考古学家在江西省南昌市大塘坪乡发掘了西汉昌邑王刘贺的陵墓。尽管这座墓早在五代时期就被盗过，墓中仍保存着200万枚铜钱！
这些例子反映了在汉代“厚葬之风”盛行时，铜钱的陪葬已成为王公贵族墓葬的一项基本配置，以至于汉光武帝刘秀曾感慨道：“历代以厚葬为德，财力尽归于坟土”。
那么，盗墓贼为何不去动这些铜钱呢？其实原因很简单。
首先，陪葬铜钱的价值相对较低。与金银等贵重器物相比，铜钱的实际价值要低得多。例如，在清朝，1000枚铜钱的购买力仅相当于1两白银，而8两白银才可兑换1两黄金。按今天的物价来算，一枚铜钱的价值大致相当于现在的2角或4角钱。而且，铜钱并不好携带，盗墓贼追求的是速战速决，如果去搬运墓中大量的铜钱，不仅需要花费很长时间，甚至可能会吸引更多的注意力。
其次，许多陪葬的铜钱早已“过期”。每个朝代的铜钱形制都不同，例如秦朝的半两钱、汉朝的五铢钱、唐朝的开元通宝等。当朝代更替时，旧有货币往往就不再流通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古墓中的铜钱对于盗墓贼来说，几乎没有任何使用价值。有人提到，可以将这些铜钱熔化重新铸造，但这显然是天真的想法。因为在任何朝代，私自铸钱都属于重罪，唐朝为了防止民间私铸钱币，甚至明文规定严禁买卖铜器。因此，盗墓贼若盗走铜钱，不仅无法将其变现，还可能因此惹来大麻烦。
最后，盗取铜钱的风险极高。在中国封建社会，历代统治者都严厉打击盗墓行为。以汉朝为例，法律明确规定：“发墓者诛，窃盗者刑”。盗墓者一旦被抓，轻则流放，重则处死；而唐朝则在《唐律疏议》中明确列出了盗墓的各种惩罚，轻则流放3000里，重则立即处死。
这些历史规定让盗墓贼深知，盗取铜钱的风险远远超过了其价值。由于盗墓贼并不愿意冒着生命危险去盗取这些几乎没有价值的铜钱，通常他们会选择忽略它们。
然而，某些势力强大的军阀却不顾这些风险，依旧敢于盗取古墓中的铜钱。最著名的例子便是三国时期的曹操和民国时的孙殿英。对于一般的盗墓贼来说，铜钱的价值与风险不成正比，但对于手握重兵的曹操等“军盗”来说，法律的束缚几乎不存在。在曹操的指挥下，他不仅设立了专门从事盗墓活动的官职，如发丘中郎将、摸金校尉等，还大规模地将墓中的铜钱熔炼重铸，以补充军费。最著名的盗墓事件便是他盗挖了梁孝王的墓，梁孝王是汉景帝刘启的同母弟，生前财富巨大，据说他墓中的黄金就有40万斤。曹操不仅将这座墓洗劫一空，还盗走了梁孝王妻子李王后的墓，史书记载，他通过这次盗墓得到了足以支撑三年军饷的巨额财富。
可以看出，盗墓界的“两不拿”规定，实际上主要适用于那些普通的盗墓贼。而像曹操、孙殿英这样的“大盗”则毫不在乎这些规则，他们更看重眼前巨大的利益。
总而言之，尽管盗墓贼有一套自己的规则，诸如“玉不拿、铜钱不动”，但最终他们从事的行为依然充满阴暗和不道德，违反了社会秩序和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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